这份红利与国家向水污染宣战有关。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被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行动计划出台“水十条”，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体被写进“任务栏”。

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运行总体是好的，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活力有所增强，交出了一份“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半年报。 如何正确解读这份半年报中的关键数字？怎样全面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运行态势？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一组述评，为广大读者解码中国经济半年报。 当中国经济半年考的分数——“7%”出炉时，国际舆论有惊叹，也有议论。 惊叹者众多。权威财经媒体英国《金融时报》说，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关键产出指标反弹，表明去年末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已成功缓解了一次长期的结构性下降。至于议论，主要源于7%超出了许多国际机构和大牌专家的预测，以及对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习惯性怀疑。惊叹与议论的交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矛盾交织的道路上，中国经济以7%的速度前行，实属来之不易！ 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的道路仍然阴晴不定、坎坷不断。如果把观察的时间轴拉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处于二战以来最低的水平，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早就不能独善其身。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东琪表示，7%的增速虽然略逊于处于规模小、基数低发展阶段的印度（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均为中国的1/5）的增速，但远超世界平均增速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在世界市场需求低迷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实现7%的增长确实不易。” 上半年，在投资、出口等内需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企业继续承受着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开工不足、利润下滑，在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企业经营尤为困难。在传统行业和产业承受着结构调整阵痛的同时，服务业逆势而上。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介绍，上半年，第一、第二产业增速分别为3.5%和6.1%，比去年同期下降0.4和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长8.4%，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到49.5%，对GDP的贡献率达到81.2%，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成为推动工业增长的新动力，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明显快于工业整体水平。对负重前行的中国经济而言，正是这些新动力、新亮点，对冲了下行压力，支撑着中国经济取得了7%的亮丽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对“7%”有个精辟的分析：“在‘三期叠加’挑战下取得这样的发展速度，并且实现了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中的可持续因素增强，说明这个速度不是简单地靠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出来的，而是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初步成效的体现。”也就是说，改革举措+宏观调控，是新常态下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关键。 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再取消、下放再下放，企业融资、个人创业门槛降低再降低……上半年，向改革要动力的举措不断推出，向市场要活力的决心不断释放，企业负担不断减轻，创业创新方兴未艾。剑指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亦可圈可点：上半年，针对需求不足，相关部门相继推出重大投资工程包，取消房地产“双限”、降低住房首付比例和住房交易环节税；针对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过高，央行数次降息降准，并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利率下降；针对地方政府负债率高和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问题，开展了存量债务置换，出台融资平台在建项目的续贷政策，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等。“改革举措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实施，初步遏制了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说。 7%，为中国经济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发展的困难还在，下行的压力还在，但中国经济的利好也还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些，正是我们今后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所在。（记者 朱剑红）本次大赛终评活动由中国科协和香港特区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到来自内地以及香港、英国、美国等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8位院士专家组成终评评审委员会，对300多个入围终评展示的项目进行评审。最终将评出og体育首存活动注册靠谱、计算机科学、物理等13个学科的一、二等奖、“十佳科技创意之星”、“十佳科技辅导员”奖和中国科协主席奖。

对于人口政策将如何进一步调整，杨文庄说，当前主要任务是要继续组织实施好单独两孩政策，加强初生人口的监测，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为下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创造环境、奠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做好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论证工作。葛洲坝三座船闸５月累计运行１６６６个有载闸次，通过各类船舶４３５６艘次，货运量１０６２．９３万吨；分别为上月的９８．２３％、９８．９８％、１０３．０７％。过闸客船１４４艘次，通过旅客４．２７万人次，为上月的１１８．６０％。

现行的“五年规划”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十一五”时期开始更名为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的变革，反映了我国政府主动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推进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逐步从“计划指令性”向“战略指导性”的转变。然而，由于历史惯性和显示操作等层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的五年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仍遗留某些“计划”色彩。面向未来，面对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应以“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为契机，进一步明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定位和性质。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明确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规划应更多探讨和谋划政府如何搭建战略功能平台和积极引导市场，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营造良好环境。比如，在产业导向方面，不是单纯列举发展产业的重点，而是更多反映政府应如何通过功能性政策引导市场投资产业；同时，对于充分竞争行业领域的具体规划布局可以考虑少提或不提。 五年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战略文件，历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期限大多在五年。究其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现实国情变化相对较快，五年规划期有利于切实把握经济社会变化的新情况和新要求，更好地指导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包括基础设施等在内的现实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速度与节奏都较之改革开放前段时期有所放缓。与此同时，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规划期限都在10年左右或以上，比如《欧盟2020战略》、日本的《新成长战略》和《再生战略》、俄罗斯的《2020战略》等规划期都在10年左右，南非的《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和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规划期均为20年。由此，我国未来发展规划的期限应考虑延长至10～20年。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向和实际情况看，党的十八大已为2020年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明确导向，十八届三中全会为2020年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具体安排，“十三五”规划五年战略指导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与此同时，2020～2025年是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应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提前谋划，以在较长时间内明确发展方向、保持政策定力，真正发挥og体育首存活动注册靠谱规划的战略功能。由此，“十三五”规划期限可以考虑展望至2025年，为我国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科学谋划和战略指导。 从我国现行规划体系看，存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专项规划关系不清、中央政府规划和地方政府规划存在冲突、五年规划与年度计划衔接不紧等问题。“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应重视这些问题，逐步推进各类和各级规划体系的统筹协调。 首先，应明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其他同级专项规划的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年度计划以及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依据。但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之间内容交叉重复，而且专项规划发布时间太晚，有的专项规划甚至比总体规划晚2年才公布。考虑到这些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二者的衔接。一是减少专项规划，其编制要限定在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以及需要政府扶持、调控和引导的领域，对于完全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竞争性领域，应逐步退出。二是要加强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内容衔接，完善各规划编制部门的沟通机制；总体规划完成后，专项规划要以此为纲，加强衔接；同时建立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衔接的责任制度，由专项规划编制部门负责衔接。三是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需同时启动编制，规划主管部门应明确要求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同年发布。 其次，应协调国家五年规划与地方五年规划的关系。受规划体制、行政管理、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及规划期与政府换届周期不一致等的影响，五年规划实施中经常出现以地方规划为主、中央规划难以在地方落实的结果。加强二者的衔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步划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理清各级政府在规划方面的职责分工。二是加强二者指标的衔接，约束性指标要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上而下确定，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分解和落实，地方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贯彻、执行；预期性指标则应广泛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自下而上确定，各级政府通过引导市场争取实现。 此外，应实现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有效衔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都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和重要手段。但从年度计划执行看，经常出现经济增长、投资规模、能源消耗总量及相关指标超出五年规划的预期目标，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与五年规划的要求差距明显等问题，影响了五年规划的有效实施。今后要把中长期规划作为制定年度计划的重要依据，加强二者的衔接，年度计划系列和指标体系应按照尽可能与中长期规划衔接的要求加以改进和创新。 五年规划一方面应一脉相承、前后呼应，注重其一贯性和传承性；另一方面应与时俱进，注重其现实性和时代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国内战略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逐步增强，因此中长期规划应综合统筹考虑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真正担负起“大国责任”。 近年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规划都考虑了时代传承性或国际责任问题。《欧盟2020战略》针对欧盟国家间互连性差和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情况，结合前期《里斯本战略》执行的失败教训，突出了“智慧增长、可持续性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口号，力图建立一个“智慧的欧洲”和“流动的欧洲”，并实现区内国家间的包容性发展。南非的《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针对金融危机后减贫趋势倒退和社会差距拉大的问题，提出要在未来二十年内实现减贫和社会公平；俄罗斯的《2020战略》针对其经济过度依赖能源出口的重大问题，提出要实现从“能源出口型经济”向“社会创新型经济”的过渡；日本的《新成长战略》和《再生战略》针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以及金融危机与地震海啸带来的短期经济冲击等问题，提出了“保持前沿国家地位”的口号，并提出要通过基础设施与产业合作推进实现与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共同进步。 同时，我国的规划编制工作应凸显规划的时代传承性。首先，要积极体现我国规划工作和规划内容的一贯性。可以考虑在“十二五”中期评估的基础上，对“十二五”规划完成情况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并将其写进“十三五”规划文本。其次，规划还可以考虑提出较为鲜明并具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战略口号。比如参照《欧盟2020战略》，提出成为“协调、智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的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导向。 此外，应通过“开门办规划”和“出门讲规划”体现我国战略规划的“大国责任”。首先，“十三五”规划不仅要针对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导向进行谋划，还需考虑适当加入我国对外战略和带动周边及亚太地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容发展的长期规划内容，体现规划的国际性。与此同时，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应以适当的方式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我国规划的建议与诉求，并在规划制定后在全球进行广泛宣讲，不断提升五年规划编制工作和实施执行的开放性。另外，还应以对外规划宣讲为契机，积极向发展中国家传输我国战略规划历史经验，推广中长期规划的“中国模式”，拓展我国中长期规划工作的“外溢效应”。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曾铮 郭春丽，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和战略思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