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处为甘肃省物产集团化轻材料公司。该公司仓库内存放有约183吨剧毒氰化钠,距离周边居民住宅和公路安全距离不足,不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规范,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产整顿,兰州市建议对该仓库进行异地搬迁。对于那些在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3年内“零”办理,但国家却暂时没有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四川省则采取捆绑“暂停审批”。截至目前,包括“营业性射击场审批”在内的44个事项被“冻结”。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2015年刚开年,一些地方部分出租车停运引发各界关注;西安、上海两地出租车价格听证会也引来热议。在司机叫苦不干、消费者打车难不满的两头夹逼之下,出租车行业成为舆论焦点。 业内人士认为,破除出租车行业垄断各方已经呼吁多年,却迟迟不见进展。如今的矛盾,是多年顽疾的爆发,但也是行业改革的契机。与百姓出行息息相关的出租车行业,在民意期待和各方围观下,不应再拖延。 近期出租车停运事件频发,虽然诱因与燃油附加费、“专车服务”冲击等有关,但较多舆论认为,病根还是出租车行业长期垄断经营带来的弊病。 我国出租车行业多年来饱受垄断经营质疑,每个城市出租车的运营牌照由政府部门控制总数量发放。在一牌难求之下,出租车牌照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记者采访发现,上海出租车牌照转让价格被炒到50万元以上,沈阳的出租车车标价格上涨到80万元,仍供不应求。 由于有的地方出租车牌照没有有效期,所以“一旦拥有”就等于“天长地久”。沈阳出租车司机李峰告诉记者:“在获得‘车标’后,只要把车租出去,什么都不干,年收入就可超过9万元,标主10年内就能收回成本。再往后就是净赚的。” 在9日西安和上海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有消费者代表提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提价的听证会,因为光靠价格调整是解决不好行业问题的”“需要优化出租车经营模式,重新研究价格制定规则,改变政府定价的现状”“能否逐步研究适度放开(出租车)单一的价格管理制度”。 而因为高昂的“份子钱”带来的紧张的劳资关系,每一次出租车调价、每一次燃油附加费调整都像在鸡蛋码放的金字塔上放新的鸡蛋,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艰难。 尽管不少出租车公司都在喊穷,但其背后却有着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记者调查得知,某出租车公司虽然只有40辆出租车,但管理人员却有40人;另一家管理上万辆出租车的企业,其各级管理人员有2000人左右。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告诉记者:“上海一些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靠300多人就能管理37万人的信息。可见,很多出租车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压缩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也指出,很多出租车公司公布的支出栏目不够细,尤其是管理人员开销不够公开透明,不够详细。 近年来,各地出租车司机群体停运表达不满日趋频繁。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内蒙古包头、广东清远、陕西宝鸡、安徽黄山等地都曾发生过出租车“不拉活”事件。而2015年才刚刚开始,就接连发生停运事件。出租车行业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表明,改革迫在眉睫。业内人士认为,出租车改革顶层设计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目前政府借助出租车公司监督管理,而出租车公司通过征收“份子钱”约束出租车司机。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智能软件等手段管理出租车,出租车公司这种以专营权获得暴利的中间层,只是徒增运营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应下狠心动刀子”。 长期关注交通领域的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王军认为,此前城市之所以要严控出租车数量,是为了防止发生恶性竞争、盲目增加数量导致道路拥堵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但现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都被解决了。那么继续进行数量管控、价格管制的意义在哪呢? 专家认为,出租车行业改革毕其功于一役或有难度,让出租车行业更多地在阳光下运行却不是难事。陈小鸿建议,出租车行业应让监督和审计深度介入,向驾驶员和市民公开出租车企业的支出情况,包括“份子钱”的总数和使用情况等。通过出租车行业成本的透明公开,让社会参与监督,倒逼行业转型升级。 从2014年10月份开始,“专车服务”快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在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大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异化发展趋势。 一号专车CEO李祖闽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在做的是增量市场,例如在车上设置婴儿坐椅,一些家长也用“专车服务”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些都是传统出租车行业提供不了的服务。 对此,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告诉记者:“现在公众的出行需求远未被满足,不仅高端个性化的需求远远没有满足,普通的需求也没有满足。所以,才有很多平台以汽车共享、合乘拼车等形式来满足这种需求,甚至游离在法规以外。” 有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北京、上海的“黑车”数量均有数万辆。“黑车”禁而不绝,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市场需求,也让有关部门陷入了“堵”不住也“疏”不了的尴尬。 “专车服务”这种新业态相比出租车垄断业态,真正的特点在于因管理成本低廉,带来司机分成比例高的巨大优势。“滴滴打车”的媒介经理张真瑜表示,沈阳“滴滴专车”近千辆,如果“滴滴专车”一单生意赚100元,“滴滴”抽取20%后,司机可得80元,远高于给出租车公司打工的收入。业态革命带来全新的利益分配模式,这正是“专车服务”带给客运行业的“改革红利”。 业内人士建议,监管部门可以接入互联网“专车服务”信息后台,这样便于车辆信息审核,从源头上杜绝不法车辆的加入。同时也要给“专车服务”以足够的观察期、发育期,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交通运输部日前表示,“专车”是新时期的创新服务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有积极作用。但“正名”的同时却未回应出租车垄断经营权改革的核心问题。人们期盼,有关部门能直面出租车改革,更期盼出租车改革破冰能传递出深化改革决心,撬动更多行业在深水区启动改革。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纵观改革历程,基层的改革探索总会在既有框框内不安分地“冒尖”。30多年前,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撬动了中国农村改革浪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高校招生制度、公务车等改革,哪一个不是硬骨头?如今纷纷出台了时间表,开始运行在改革“轨道”上。究其原因,正是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改革目标,真正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 今天的出租车改革,也是一块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面对未来的激流险滩,面对既得利益的高墙,面对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希望有关部门能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记者 叶健、冯国栋、陈诺、叶锋、彭卓、李华)新华社拉萨8月17日电(记者 许万虎)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近日在西藏阿里地区朝拜冈仁波齐神山,祭拜玛旁雍措圣湖,为僧俗信众摸顶赐福,并亲切看望慰问了当地农牧户,祭扫了孔繁森墓。班禅所到之处,深受僧俗信众敬仰和拥戴。为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4〕1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0号)等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效果,受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对国务院部门、省级政府、计划单列市政府2014年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情况进行了第三方澳门太阳城网址。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通知中,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为“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种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坦荡当然不能囿于自说自话,它需要外界对政府信息公开以及相关承诺进行细节化、具体化的评估。这其中,第三方评估的权威参与不可或缺。 这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的角色定位就是对政府信息公开进行评估的“第三方”。作为国家级智库,他们对政府信息公开评估依据、对象、指标及方法除了用专业的工作法外,还用“坚持以结果为导向,以公众视角为重点”来进行评估。这种以普罗大众为切入点的评估,更能契合住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重心。 这份第三方评估报告中,“门户网站”是上镜率颇高的词汇。因为第三方主要是通过观测评估对象门户网站、实际验证等方式。而在上周,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布《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群众对政府信息的了解、第三方对政府信息的评估,这都成了政府部门主动作为的方向。而这方面工作的实质性加强,也利于第三方评估准确、全面的施展拳脚。 报告中,对于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取得的成就首先给予了客观肯定。这种肯定,并非是形势上的客套话,而是举出了具体物化的成果。如广东省开通网上办事大厅,集中发布各部门、各地市的行政审批事项;浙江省开通“浙江政务服务网”,集中发布行政权力清单、部门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这些集中平台的建设,极大地方便了信息查询,使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地坐实。政府门户网站中,诸如此类的信息公开的集中平台,不仅成为积极探索的目标,有的已在行政审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还罗列了一些职能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次数的数据。譬如,不完全统计,截至到去年12月中旬,56家国务院部门中除外交部每月召开10次以上新闻发布会外,召开发布会次数较多的有:证监会召开40余次,商务部召开近30次,教育部召开近20次,发展改革委每月2次,卫生计生委每月1次;31家省级政府中,山东省政府共召开57次,湖南省政府共召开45次,甘肃省政府共召开44次,北京市政府共召开39次;5家计划单列市政府中,青岛市政府召开了70余次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次数之量化,可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侧重面。尤其是老百姓重大关切和利益的领域。比如证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次数就比较多,从某个方面就得出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成了老百姓经济活动的常态,在这种语境下,权威信息的指导、答疑,都能够厘清市场中的某些乱象,从而给予人们投资以更多的参考价值。基于此,“多多益善”也就成了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新闻发布会的渴求。而政府部门也自然无法旁落这种权利和义务。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取得显著成效、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道较为畅通以及对重大文件法规的解读及时准确等,都让第三方评估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共走有加分。同时,也对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尚需解决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管理机制尚待完善、主动公开水平尚待提升、部分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的说明与答复规范等方面,都成了政府信息公开未来要加强的方向。 其中,“绝大多数行政机关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让人比较关注的小细节。不少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都是议事协调性的虚设机构,无编制、无固定人员,只是由一些工作人员兼职,或者临时抽调其他部门人员帮忙,一旦遇到复杂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尤其是在依申请公开工作方面,难以保证工作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因为编制等方面的考虑,甚至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重视不同,很多行政部门都是让工作人员兼顾处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或者临时从其他部门抽调人员来处理相关事务,公开工作的连续性、专业性难以保证。对于信息公开人员的专职化方向,也成了写进第三方评估的建议之一。 “行政机关需要养成主动发声的习惯,使政府形象更加开明和开放。”这是评估报告中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处落笔。开明开放,让人充满了对政府“开门办事”的期待。而在“四个全面”的推进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也是与法治政府建设紧密相连。而要把信息公开这个政府工作建设中的“同期声”弹奏好,第三方评估的“校准”和“验音”不可或缺。这种监督和评估,它并非政府信息公开的番外篇,而是作为主要工作的递进和延续,并将一直保持下去。(谢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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